教育部设立了盲哑教育处，接管和改造了原有的特殊学校，使特殊教育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特殊教育得到了发展。改革开放后，特殊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些措施使我国的残疾人事业和特殊教育走上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1992年1月21日，江泽民在考察江苏常州特殊教育学校后专门题词“特殊教育造福后代”。

塔尼娅的爸爸是一名军人，三年前在一场激战中牺牲了。塔尼娅为父亲感到痛心，因为他当时只有四十二岁。要是能照塔尼娅的意思来，她会劝他把胡子刮掉的。男子的右手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箱子，碰到了塔尼娅的左腿膝盖。这个男子说道，用左手按着自己的胸脯。塔尼娅环顾四周，天上下着大雾，雾气迷茫中，远处人们的身影隐约可见。男子走到小轿车前，在塔尼娅面前打开右边的后车门，说：塔尼娅往车厢里看了一眼，惊讶地叫出了声。

国家教委适时地提出了制定中度智力残疾儿童教育纲要、进行实验和逐步发展中度智残儿童教育的任务。中度智力残疾儿童首先要符合这个定义规定的两条标准，即智力明显低下和适应行为障碍，二者缺一不可。国务院的标准指出了中度智力残疾儿童的根本特点和进行一定水平学习的可能性。

天气正在好转，预示着一年中的第五个季节——晴和的初秋的来临。给她开门的是卡佳的妈妈——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夫娜。她是个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女人，头发蓬松，表情严肃。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夫娜知道自己的女儿跟谁也不要好。要是卡佳能有个真正的闺蜜，她会非常开心的。而塔尼娅·布拉温娜不仅是邻居，还在学校颇受好评。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夫娜琢磨着，要是卡佳和塔尼娅两个人能成为好朋友，那该有多好啊。

所以我们对残疾儿童的认识和基本观点应该是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特殊教育对象的结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残疾儿童及其教育的观点有很多，上节中列举过的“残疾不等于残废”“残疾儿童有受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残疾儿童应享有儿童应享有的平等权利”“儿童优先”等都是符合客观实际、对社会进步和特殊教育发展有积极作用的观点。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提出了普及教育的要求；党和政府为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要求做出了普及小学教育的决定，并且把教育作为今后20年内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这是新中国成立前的特殊教育所无法比拟的。我国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各类儿童有二三百万人。发展和普及特殊教育将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1981年，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of the Deaf of China（《中国聋人的教育和文化现状》），为1981年“国际残疾人年”会议写的发言稿1982年11月，《开创群众性特殊教育科学研究的新局面》，《中国教育学会特殊教育研究分会成立大会及第一届学术讨论会资料选编》1983年6月，Chinese Children’s

1980年10月，参加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领导小组学术委员会、地方甲状腺和克汀病学术交流和科学协作会议，做大会发言1982年11月，南昌，参加中国教育学会特殊教育研究分会成立大会和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当选为理事和副理事长，在大会上发言1995年，于人民大会堂接受美国特殊儿童委员会和美国人民民间使者项目授予的中美特殊教育交流贡献奖，并发言2004年10月15日，参加由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承办的中国高等

目前，科学院出版社已经出版了这部书的第十版。本书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对俄罗斯特殊教育工作者有很大意义，是一种象征。这些有理想、不知疲劳和热爱知识的特殊教育留学生中就有朴永馨教授，他今天仍然对俄罗斯的特殊教育有着全面了解，俄语也很熟练。本书中文版的出版燃起了新的希望：俄罗斯与中国特殊教育学和心理学工作者之间专业的、科学的和人员之间的交流，为了生活能力受局限人的幸福而展开的互利双赢的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朴教授的阅读量也很大，读了很多有关特殊教育的书。我个人认为朴教授是一个传奇，是中国特殊教育的一个奠基人。在朴教授的努力下，我的中文版《特殊教育学》得以在2011年出版。朴教授不断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的特殊教育，是一个闻名全世界的学者，在俄罗斯、在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都是这样。

国家派遣自己去苏联学习特殊教育后的30年，北师大又派出中国留学生去美国、俄罗斯等国学习特殊教育。在使中国特殊教育事业适应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使中国特殊教育成为大国、强国的特殊教育，使中国特殊教育工作者对世界特殊教育做出中国人应该做出的贡献方面，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特殊教育的中国特色要靠我们中国特殊教育工作者来创造。中国成为世界特殊教育大国、强国是指日可待的。

2016年恰逢北师大特殊教育专业创建30周年、我从事特殊教育事业整整60周年，6月27日是我80周岁生日。研讨会上，我回首过去：我国特殊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特殊教育体系和师资培养体系基本形成。今年是特殊教育专业的而立之年，看到全国各地的北师大特殊教育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回来，看到我们北师大特殊教育队伍日益壮大，我倍感欣慰。今年特殊教育专业的生日有点特别，正好与我80岁生日一起过。

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的残疾人观、特殊教育观，是特殊教育快速变化发展的重要原因和指导思想。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残疾人总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特殊教育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特殊教育。

在《融合与随班就读》一文中，我从残疾儿童的共性与特殊性的视角进行了论述。中国的随班就读与欧洲的融合、美国的回归主流在教育安置形式等方面有相同之处，体现了特殊教育的一些共同规律，但又因各国教育哲学思想、教育制度和体系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中国的变化并不需要普遍取消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原有的单一作用和职能已不符合形势的需要，但中国的特殊教育学校可能仅需扩大服务范围、增强作用和职能就能完成新形势提出的要求。因为特殊教育学校有着专业的教师队伍，具备了一定的办学物质条件，可以成为一个地区特殊教育事业的骨干，支撑起适合中国特点的特殊教育发展的新格局，在特殊教育网络中起到中心作用。

2006年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看到了由纳扎洛娃教授主编、俄罗斯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第五版俄罗斯高校教材《特殊教育学》，并购买了一本。初步翻阅后发现，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俄罗斯现代特殊教育的发展情况，也介绍了作者对国际和俄罗斯特殊教育历史上很多观点的看法。纳扎洛娃教授带来了2007年出版的第七版《特殊教育学》。

我们力求使《特殊教育辞典》成为博采众长、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特殊教育学术水平的工具书。《特殊教育辞典》第二次修订出版是在2014年。《特殊教育辞典》只有经过不断修订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满足特殊教育发展的需求。

我在这个过程中收集了大量资料，了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特殊教育的发展情况，并与中国进行了比较，对特殊教育的很多问题有了自己的想法。写这本书正好是与特殊教育同人探讨各国特殊教育的好机会。比较遗憾的是，很多书店不单卖《世界教育大系·特殊教育》一本书，要卖就卖《世界教育大系》一整套，20本，980元，很多人买不起，也觉得没有必要买一整套。

后来我和美国负责民族特殊教育的官员一起吃饭，就问他美国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教育的发展情况。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的少数民族特殊教育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可见，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教育是世界性的难题。这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教育的特色。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提出要重视支持特殊教育。

1988年，我去苏联交流，苏联教育部的特殊教育委员会请我去讲美国的特殊教育，来听的都是他们学术界的权威。他们认为，苏联人讲美国特殊教育，会骂美国；美国人来讲，就会吹嘘自己；而我是中国人，能比较客观地分析美国。我们同时也要了解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特殊教育，这样才能博采众长。

民办孤独症康复机构北京市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成立董事会的时候让我当名誉理事长，每年他们开理事会时我都会参加，给他们提点建议，鼓励他们的发展。因为我去过美国好几次，希望把名额让给其他一些民办机构的老师，让他们也有机会出国看看。

《世界教育大系·特殊教育》这本书是2000年出版的，当时电脑还没有普及，我也不会用电脑。这一年，我在学校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也不再招学生了，主要做系里的扫尾工作。虽然退休了，但是我一直牵挂着特殊教育的发展，希望能够发挥余热，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退休后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归结起来，就是希望中国的特殊教育变得更加强大，形成自己的特色，并以更包容的姿态走向世界。

我退休前有两件事没完成：一是没有把《特殊教育研究》杂志变成公开发行的刊物，二是没有争取到招收博士生的权利。北师大特殊教育专业建立后不久，我们就创办了《特殊教育研究》，但很难将正式刊号申请下来，先后提交过多次申请，始终没能得到公开刊号。我在职期间，未能为培养特殊教育专业的博士生尽力。继华东师范大学之后，王雁、肖非也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终于圆了我的北师大培养特殊教育专业博士生的梦。

《纲要》规定了中度智力残疾学生教育训练的目的、任务、对象、学制，确定了教育训练的原则、范围等，在生活适应、活动训练和实用语算三个教育训练范围内，对中度智力残疾儿童应学习和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做了基本规定，强调从学生实际生活需要出发，还根据中度智力残疾学生的特点提出了教育训练的五大原则，包括共性和个性统一原则、应用性原则、实践活动性原则、补偿原则、弹性原则。

现在普通学校教师设计的教案体现的都是共性，没有特殊性，要将共性和特殊性相结合。这种不考虑或很少考虑特殊性的例子很多，比如教育部委托某单位制定培智学校课程标准，他们拟订的草案中有一稿的目标一字不落地照抄了国外和我国台湾的，这是不行的。实际上，俄罗斯保留了教育中稳定的、共性的规律，去掉的是原先苏联的特殊性。

我之所以要提出“三因素补偿论”，是因为当时苏联努力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打破国际教条，但没有做彻底，后面又出现了唯心主义；我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特殊教育的现象和规律。我认为，“三因素补偿论”能体现出博采众长的特点，还有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如苏联维果茨基的观点，美国柯克“医学的终点是教育的起点”的观点，还有“补偿”的观点。

人们对小儿麻痹症患者的教育安置形式曾有过不同意见。经过我们的论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经验，邳州市决定设立一个相对集中的机构，容纳部分患者接受教育和治疗。“希望之家”就是这样的特殊教育机构，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为肢体残疾儿童设立的特殊教育机构，它在帮助邳州市普及义务教育、开展和宣传特殊教育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还辐射到周围地区。

办培训班、和卡特中心谈判、总结调查、更新知识、具体组织等工作都是北师大特殊教育研究中心完成的。1988年9月，依托中美特殊教育师资培训合作项目，国家教委分别委托北京师范大学、辽宁特殊教育师范学校、青岛盲童学校举办智力落后教育专业教师、聋教育专业教师和盲教育专业教师培训班，简称卡特班。当初中美特殊教育师资培训合作项目是由我参加的中国代表团赴美国亚特兰大和卡特中心商谈确定下来的。

会议期间，我们还参观了莫斯科特殊教育学校，参加他们的研究生答辩会。当时该研究所所长是马拉费耶夫院士，他热情地接待我们，并向我们赠送了特殊教育的著作及期刊。为了加强北师大特殊教育专业建设，1997年我曾邀请鲁鲍夫斯基院士、阿格涅祥教授等专家到北师大讲学。

1988年6月27日至30日，北京成功举办了北京国际特殊教育会议，这是首次在中国召开的大型国际性特殊教育学术会议。会议由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和美国环球交流公司发起，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美国特殊儿童委员会、美国特殊教育全国理事会协办。此次会议是北师大首次主办的大规模国际会议。当年他在陕西师范大学研究心理学，参加北京国际特殊教育会议后开始研究特殊教育。

为此，会议集中审议了《关于发展特殊教育的若干意见》、《特殊教育补助费使用办法》《残疾人教育条例》等文件，并交流了各地开展特殊教育的经验。会议宣布从1989年起，国家设立残疾人教育专项补助费，扶持各地发展特殊教育事业。当初的政策为残疾学生平等接受教育提供了依据，也为完善特殊教育体系打下了基础。

苏联出版过《特殊教育辞典》，美国出版过《聋人百科全书》和《特殊教育百科全书》，日本出版过《特殊教育事典》，我国台湾出版过《特殊教育名词汇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教育卷和心理卷都有特殊教育词条。《特殊教育辞典》在我国及美国、日本、苏联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当时出书很难，在黄济、叶立群等专家的帮助和支持下，《特殊教育学》列入丛书，这也说明特殊教育的学科地位。《特殊教育学》的编写以北师大的特殊教育研究中心为主，我组织了国内有关专家参与。该书分为特殊教育的一般问题、各级各类特殊教育、特殊教育的组织和管理三大部分，共计21章。不过，《特殊教育学》在20年后还能重印，说明读者还有需求，也说明它仍有一定的生命力，有一定的价值和作用。

《特殊教育研究》是国内高校第一本特殊教育杂志，后来其他单位也陆续创办了《中国特殊教育》《现代特殊教育》《特殊教育》等正式刊物或内部刊物。因为杂志的主办单位是特殊教育研究中心，杂志的名称就叫作《特殊教育研究》。《特殊教育研究》由我担任主编，第一期于1992年5月正式出版。在特殊教育专业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成立了特殊教育研究中心，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这在北师大教育系里算是走在前头的。

我在留学期间已经开始注重收集资料，了解苏联特殊教育的情况，包括出版了哪些专业书籍和资料，还结识特殊教育相关领域的专家，和他们建立联系。苏联当时先后出版了三本特殊教育手册，分别是《盲人教师手册》《聋人教师手册》和《弱智教师手册》。我也收集到一些日本的特殊教育资料，如手语资料、特殊教育学校教材。我很快就给他回信，向他介绍中国特殊教育的发展。如果没有杂志作为参考，我们就很难了解各国特殊教育研究的重点。

特殊教育学生入学后先上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基础课，再上特殊教育的专业课。当时，特殊教育研究室只有三人，我的做法很大胆，特殊教育学、特殊儿童心理学、特殊教育史三门特殊教育学基础课全由我一个人教。这些英文材料被翻译完后，我编入华夏出版社的《国外特殊教育资料选编》。我还采用了苏联高校常用的口试方式。总体来讲，我的教学潜移默化地受到国外尤其是苏联的影响。

研究室成立之初，我就在为充实壮大特殊教育的师资队伍而努力。我参加盲聋哑协会的各种活动，和医学系统的很多专家建立了联系，我就请他们来给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生讲授基础医学课程。北师大前几届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生们很幸运，能够听到这些医学大专家的课程，即使是医学院的学生可能都听不了如此系统的课程。大家怀着对特殊教育事业的敬重之情和乐于奉献的精神来授课。

从南京特殊师范学校开始，差不多全国所有的省都成立了中等特殊教育师范学校。这是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来设置的培养目标和课程，和国外高校的特殊教育专业课程不一样，与中等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课程也不同。特殊教育专业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中等特殊教育师范学校（或班）的特殊教育专业课师资和特殊教育实际工作者。

1986年9月，北师大迎来第一批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生，自此中国大陆的高等院校终于有了特殊教育专业。第一届特殊教育专业总共招收了15个学生，其中仅有几个学生是通过第一志愿考进特殊教育专业来的，对特殊教育有一定了解，大多数是通过第二、第三志愿进来的或服从分配的，对特殊教育一无所知。目前，每年特殊教育专业的招生恐怕还有这样的情况。

我在北师大建立特殊教育研究室后开始建立与港澳台同行的联系，宣传我们特殊教育的发展，了解港澳台特殊教育的现状。我出版或发表的特殊教育专著、文章被介绍或转载到港澳台。1997年，我去台湾师范大学参加海峡两岸特殊教育学术研讨会，见到林宝贵等知名学者。每次我到澳门，她必定会热情招待我，与我交流澳门和内地特殊教育的发展。我的学生中也有几位来自澳门，他们毕业后回澳门从事特殊教育。

北师大成立特殊教育研究室后，中等师范学校率先创办特殊教育专业。这个计划于1989年11月16日正式颁发，成为中等特殊教育师范学校通用的教学计划。当时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得到国家的经费支持，购买了进口的听力计，却没有一个人会使用。培训班不仅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和全国各地特殊教育学校培训了一批聋教育和智力落后教育方向的骨干师资，也为北师大特殊教育专业的建设做了准备。

因为发出去的调查问卷有北师大特殊教育研究室的印章，有学校专用的信封和信纸，被调查的特殊教育学校都比较愿意填写问卷。有些地方学校无法完成调查，还特意回信说明原因。这样，我们既做了宣传也做了调查，北师大特殊教育研究室的名声也打响了，更多的人知道了它。那个时候天气非常热，但是因为北师大的老师来了，浙江全省各个特殊教育学校都派了老师来听课。1982年、1986年我们又分别进行了两次全国性的特殊教育学校调查。

中国的对外交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破坏，“文化大革命”后才得以重建和恢复。代表团成员中有一位叫兰德斯的特殊教育专家，是美国加劳德特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兰德斯介绍美国的教育情况时提到美国有世界上非常人道的特殊教育法令。于是，美方主动邀请我去美国深入了解他们的特殊教育，并介绍中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情况，如此促成了我后来的访美。

改革开放后，因为特殊教育专业建设的需要，我被调到北师大负责建立专业。待到北师大要创办特殊教育专业时，他就首先想到了我。这样，我成为北师大特殊教育专业的第一个教师。新成立的北师大特殊教育研究室只有我一个人，是“一个人的研究室”。“一个人的研究室”还需要继续招兵买马。这样，特殊教育研究室就有了两位专任教师。5岁时因患脑膜炎双目失明，继而双耳失聪。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的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特殊教育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1951年，周恩来总理签署《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开始将特殊教育正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真正接受过严格特殊教育教师职前培养的只有我和银春铭。改革开放以后，新中国的各项事业都在恢复，以盲、聋、智力落后三类儿童为主的特殊教育也得到了较快发展。随着特殊教育的普及，各省、市、自治区才逐步建立起中等特殊教育师范学校。

我从苏联学成归来后，主动申请到基层特殊学校工作，到1979年年底正式调往北师大，前后大概20年。这20年间，特殊教育教会了我很多，我也为特殊教育做了一点事情。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老舍讲的《龙须沟》。后来我又陆续接触到一些名言警句，像“世界怕就怕‘认真’二字”“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等，这些和我从苏联回来之后最后选择到基层学校去工作，都是有关系的。

参加的这些活动里，最让我激动的莫过于见到了毛主席，聆听了毛主席的教导！1957年11月，毛主席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家非常兴奋，期盼能见到毛主席。当毛主席等领导人出现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时，全场沸腾，欢声雷动。毛主席的话语几乎被掌声淹没了。

学校的教学楼和宿舍分散在莫斯科各地。我所在的特殊教育系在城市中心偏南，宿舍在城市的西北。后来学校考虑我们留学生学语言的问题，安排宿舍时会特意把中国学生分开，每间宿舍只留一个中国人，其他都是苏联人。在苏联，我们也学俄语，学校还特意请老师给我们上课，让我们阅读他们的中学教材，这样也增加了我们的词汇量。

二聋顺势设立了“低能班”，就是招收智力落后孩子的班级。当时特殊教育学校只有聋校和盲校。这样二聋就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低能班”。可是“低能班”成立了，却没有合适的老师。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茅于燕和我们一起向上级提建议恢复“低能班”。因为早在1959年，二聋就已经有“低能班”了，所以这次提案不是“新建”，而是“恢复”。

1955年9月，我正式进入留苏预备部学习。留苏预备部学习的课程内容主要是俄语和政治课，其中俄语学习是重中之重。考虑到大家来自全国各地，将来到苏联学习各类专业，所以留苏预备部就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当成俄语课程内容来教。1955年留苏预备部76班全体同学与中俄教师合影，第一排右二是我，右三是丛进阳，第二排右三是陈乐修女士留苏预备部的伙食标准比国内一般学校要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