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对王闯进行了认真地观察和了解。我与其他科任老师商量，在课堂中多给王闯展示的机会，对他的聪明机智给予足够的赏识，同时，引导他改掉不良的行为习惯。初二下半学期，王闯身上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王闯的学习成绩一直稳居班级前茅。中考结束了，王闯果然以优异的成绩被重点高中录取了。而我在高兴之余，回想起三年来我在王闯身上花费的心血，一股成功的喜悦涌上心头。

与学生朝夕相伴的日子，我每天都在享受着:感恩的幸福。幸福是绿色的生活，幸福是远离尘嚣的净土，幸福是置身事外的安闲……享受教育，你就多了一种生活的诗意，你能从平凡中品味出伟大，从失败中咀嚼出辉煌，你能读懂每一个孩子的脸庞，走进每一个孩子的心房，你会惊奇地发现:幸福从此熙熙攘攘。

学生、教师是这四大要素中鲜活的个体，师生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教育的实施程度。之后，经过一番调查，刘磊和韩超在小学是校友，经常为谁是学校的“老大”而大打出手，如今两人又被分到同一个班级，“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于是就发生了今天的一幕。

林枫，是我班一个我所器重的，成绩优秀，模样阳光帅气的男孩，可在初三，这个学习历程中最关键的时期，他出现了早恋的倾向，这是任何一个教育者都挠头的问题。看了林枫的信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的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就为一个孩子解开了心结，把他从感情的歧途引上正路。我们要像苏霍姆林斯基一样，在他们迷途、困惑时，化作一盏为他们指路导航的明灯，在他们情郁于中时，及时为他们解开心结，这才不辱没我们教师这个光荣的职业!

手握着这张珍贵的卡片，让我记起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必须会变成小孩子，才配做小孩子的先生。”因此我必须记住陶行知说过的话“忘了自己的年龄，变成个十足的小孩子，加入到孩子的队伍里去”变成小孩子，做个真先生，用自己的童心和学生一同体验学习的快乐，一同带着微笑成长!请原谅小战的所作所为，我愿作一个“活泼的小孩”和你们一起成长;我会努力地成为真先生和你们共同度过美好的中学时代!

听了同座的反映，我找到了马东，含蓄的点了一下相关的事情，没想到他还像最初来的时候一样，有些紧张，一言不发，而且表情还有些木讷。他的妈妈用哭泣的声音讲述了马东过去的遭遇。第二天，我又一次把马东叫到我的办公室，我没有提及他的事，也没有去教育他，而是关切地询问他最近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在领取大学通知书的那一天，马东和他的妈妈一起找到了我，马东高兴的哭了，嘴里说着感谢的话，而站在一旁的妈妈激动得泣不成声。

我们往往认为学生犯错误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如果能正确地解读学生犯错误的心理，并走进他们的内心深处，那么错误又何尝不是一个教育机会呢?可是实践中，我们常认为学生不该犯错、不能犯错，根本就没有把错误视为教育的资源。从学生的立场出发，犯错误其实是一种经历，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能把错误当作一种资源，我们对待学生就可能会温柔许多，教育的方式也会温和许多了。

感谢学校领导的信任，为我的班主任工作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教育对象——小强(化名)。经调解，两个孩子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小强的冲动，却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教师应学会保护学生而不是伤害，只有教育者心系学生的心灵，情牵学生的内心世界，用心与学生交流，持之以恒，才能使教育走向成功。

并借题发挥，在讲台上发了一早自习的脾气，即便陈莹趴在桌上哭了起来，我也不为所动。于是，在灵魂深处，我彻底进行了一次自我反省，做出了一生都令我感到欣慰的决定，找一个恰当的时机，公开向陈莹同学道歉。

一晃我从事教育事业已有十个年头了，有说不尽教学中的苦与乐，更有写不完的点滴故事，但这些却成了我生命中挥之不去的幸福。原来我的爱心、耐心已换来了他的真诚与信任。那天语文课上，我们讲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课文，随后我们写了一篇“逆境出人才”的作文。他看到我充满怜爱的眼光时，他一脸阳光的对我说:“老师，我不觉得自己不幸，自从您教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后，我觉得是对我的历练，为以后打基础呢。”

从事班主任工作十余年，感受最深刻的莫过于与学生心灵的沟通。因为你可能很难体会到教师真正的乐趣，这真正的乐趣就是与学生每天心灵接触过程中的乐趣。我总是会想，要是我们的学生都听话那该多好。

当我幸运的成为一名中学老师时，我感怀于这种爱，而他的源泉就来自于我的学生们，是他们给了我无限的感怀，使他们让我有感于自我审视，是他们让我有感于人生，感怀于教师的神圣与伟大，也让我收获了爱的幸福，快乐的人生。是他们，让我沐浴在太阳底下最崇高的事业的光辉中。

但我注定一生与平凡结缘。既然我们无法走出平凡，那我们倒不如在平凡之中寻找它之所以平凡的缘由;既然我们无法逃离现实，何不把平凡当成一种事业。教育是一项需要爱心传递的事业，爱心也是世界上最平凡的一种情感，因为我们的事业平凡。教育是一个繁琐的话题，教育故事也如同一篇散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题材广博，方法迥异，但不变的是教育的内核——为了孩子的一切，一切为了孩子。人生因为事业才显示生命价值。

师爱既蕴含着强烈的情感色彩，又表现出深刻的理智，不仅着眼于学生目前的得失和苦乐，更注重学生未来的发展和前途。记得2007年9月，我接手初一班主任不到一个星期，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李天与班里另外一个男生闹矛盾，他与几个要好的朋友放学后对这个男生围攻。据了解，李天是个聪明、能干的学生，自从学会了上网，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有时甚至一个星期不归家……

就在新学期开学前几天，学校组织收保险费，由于最近班长病假，我就把任务交给了一个平时不太出头的小姑娘——张可欣，也好借机锻炼一下。教室里顿时骚动起来，我分明听见有人在说着什么如果查出来就揍他一顿的话，张可欣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张可欣眼角还挂着泪:“老师，这是大家凑的钱，我们都觉得这钱不应该让老师拿。”事后，我让张可欣返回了大家的钱。

教育部设立了盲哑教育处，接管和改造了原有的特殊学校，使特殊教育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特殊教育得到了发展。改革开放后，特殊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些措施使我国的残疾人事业和特殊教育走上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1992年1月21日，江泽民在考察江苏常州特殊教育学校后专门题词“特殊教育造福后代”。

塔尼娅的爸爸是一名军人，三年前在一场激战中牺牲了。塔尼娅为父亲感到痛心，因为他当时只有四十二岁。要是能照塔尼娅的意思来，她会劝他把胡子刮掉的。男子的右手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箱子，碰到了塔尼娅的左腿膝盖。这个男子说道，用左手按着自己的胸脯。塔尼娅环顾四周，天上下着大雾，雾气迷茫中，远处人们的身影隐约可见。男子走到小轿车前，在塔尼娅面前打开右边的后车门，说：塔尼娅往车厢里看了一眼，惊讶地叫出了声。

国家教委适时地提出了制定中度智力残疾儿童教育纲要、进行实验和逐步发展中度智残儿童教育的任务。中度智力残疾儿童首先要符合这个定义规定的两条标准，即智力明显低下和适应行为障碍，二者缺一不可。国务院的标准指出了中度智力残疾儿童的根本特点和进行一定水平学习的可能性。

天气正在好转，预示着一年中的第五个季节——晴和的初秋的来临。给她开门的是卡佳的妈妈——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夫娜。她是个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女人，头发蓬松，表情严肃。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夫娜知道自己的女儿跟谁也不要好。要是卡佳能有个真正的闺蜜，她会非常开心的。而塔尼娅·布拉温娜不仅是邻居，还在学校颇受好评。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夫娜琢磨着，要是卡佳和塔尼娅两个人能成为好朋友，那该有多好啊。

所以我们对残疾儿童的认识和基本观点应该是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特殊教育对象的结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残疾儿童及其教育的观点有很多，上节中列举过的“残疾不等于残废”“残疾儿童有受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残疾儿童应享有儿童应享有的平等权利”“儿童优先”等都是符合客观实际、对社会进步和特殊教育发展有积极作用的观点。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提出了普及教育的要求；党和政府为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要求做出了普及小学教育的决定，并且把教育作为今后20年内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这是新中国成立前的特殊教育所无法比拟的。我国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各类儿童有二三百万人。发展和普及特殊教育将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1981年，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of the Deaf of China（《中国聋人的教育和文化现状》），为1981年“国际残疾人年”会议写的发言稿1982年11月，《开创群众性特殊教育科学研究的新局面》，《中国教育学会特殊教育研究分会成立大会及第一届学术讨论会资料选编》1983年6月，Chinese Children’s

1980年10月，参加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领导小组学术委员会、地方甲状腺和克汀病学术交流和科学协作会议，做大会发言1982年11月，南昌，参加中国教育学会特殊教育研究分会成立大会和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当选为理事和副理事长，在大会上发言1995年，于人民大会堂接受美国特殊儿童委员会和美国人民民间使者项目授予的中美特殊教育交流贡献奖，并发言2004年10月15日，参加由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承办的中国高等

目前，科学院出版社已经出版了这部书的第十版。本书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对俄罗斯特殊教育工作者有很大意义，是一种象征。这些有理想、不知疲劳和热爱知识的特殊教育留学生中就有朴永馨教授，他今天仍然对俄罗斯的特殊教育有着全面了解，俄语也很熟练。本书中文版的出版燃起了新的希望：俄罗斯与中国特殊教育学和心理学工作者之间专业的、科学的和人员之间的交流，为了生活能力受局限人的幸福而展开的互利双赢的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朴教授的阅读量也很大，读了很多有关特殊教育的书。我个人认为朴教授是一个传奇，是中国特殊教育的一个奠基人。在朴教授的努力下，我的中文版《特殊教育学》得以在2011年出版。朴教授不断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的特殊教育，是一个闻名全世界的学者，在俄罗斯、在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都是这样。

国家派遣自己去苏联学习特殊教育后的30年，北师大又派出中国留学生去美国、俄罗斯等国学习特殊教育。在使中国特殊教育事业适应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使中国特殊教育成为大国、强国的特殊教育，使中国特殊教育工作者对世界特殊教育做出中国人应该做出的贡献方面，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特殊教育的中国特色要靠我们中国特殊教育工作者来创造。中国成为世界特殊教育大国、强国是指日可待的。

2016年恰逢北师大特殊教育专业创建30周年、我从事特殊教育事业整整60周年，6月27日是我80周岁生日。研讨会上，我回首过去：我国特殊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特殊教育体系和师资培养体系基本形成。今年是特殊教育专业的而立之年，看到全国各地的北师大特殊教育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回来，看到我们北师大特殊教育队伍日益壮大，我倍感欣慰。今年特殊教育专业的生日有点特别，正好与我80岁生日一起过。

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的残疾人观、特殊教育观，是特殊教育快速变化发展的重要原因和指导思想。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残疾人总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特殊教育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特殊教育。

在《融合与随班就读》一文中，我从残疾儿童的共性与特殊性的视角进行了论述。中国的随班就读与欧洲的融合、美国的回归主流在教育安置形式等方面有相同之处，体现了特殊教育的一些共同规律，但又因各国教育哲学思想、教育制度和体系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中国的变化并不需要普遍取消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原有的单一作用和职能已不符合形势的需要，但中国的特殊教育学校可能仅需扩大服务范围、增强作用和职能就能完成新形势提出的要求。因为特殊教育学校有着专业的教师队伍，具备了一定的办学物质条件，可以成为一个地区特殊教育事业的骨干，支撑起适合中国特点的特殊教育发展的新格局，在特殊教育网络中起到中心作用。

2006年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看到了由纳扎洛娃教授主编、俄罗斯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第五版俄罗斯高校教材《特殊教育学》，并购买了一本。初步翻阅后发现，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俄罗斯现代特殊教育的发展情况，也介绍了作者对国际和俄罗斯特殊教育历史上很多观点的看法。纳扎洛娃教授带来了2007年出版的第七版《特殊教育学》。

我们力求使《特殊教育辞典》成为博采众长、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特殊教育学术水平的工具书。《特殊教育辞典》第二次修订出版是在2014年。《特殊教育辞典》只有经过不断修订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满足特殊教育发展的需求。

我在这个过程中收集了大量资料，了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特殊教育的发展情况，并与中国进行了比较，对特殊教育的很多问题有了自己的想法。写这本书正好是与特殊教育同人探讨各国特殊教育的好机会。比较遗憾的是，很多书店不单卖《世界教育大系·特殊教育》一本书，要卖就卖《世界教育大系》一整套，20本，980元，很多人买不起，也觉得没有必要买一整套。

后来我和美国负责民族特殊教育的官员一起吃饭，就问他美国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教育的发展情况。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的少数民族特殊教育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可见，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教育是世界性的难题。这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教育的特色。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提出要重视支持特殊教育。

1988年，我去苏联交流，苏联教育部的特殊教育委员会请我去讲美国的特殊教育，来听的都是他们学术界的权威。他们认为，苏联人讲美国特殊教育，会骂美国；美国人来讲，就会吹嘘自己；而我是中国人，能比较客观地分析美国。我们同时也要了解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特殊教育，这样才能博采众长。

民办孤独症康复机构北京市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成立董事会的时候让我当名誉理事长，每年他们开理事会时我都会参加，给他们提点建议，鼓励他们的发展。因为我去过美国好几次，希望把名额让给其他一些民办机构的老师，让他们也有机会出国看看。

《世界教育大系·特殊教育》这本书是2000年出版的，当时电脑还没有普及，我也不会用电脑。这一年，我在学校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也不再招学生了，主要做系里的扫尾工作。虽然退休了，但是我一直牵挂着特殊教育的发展，希望能够发挥余热，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退休后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归结起来，就是希望中国的特殊教育变得更加强大，形成自己的特色，并以更包容的姿态走向世界。

我退休前有两件事没完成：一是没有把《特殊教育研究》杂志变成公开发行的刊物，二是没有争取到招收博士生的权利。北师大特殊教育专业建立后不久，我们就创办了《特殊教育研究》，但很难将正式刊号申请下来，先后提交过多次申请，始终没能得到公开刊号。我在职期间，未能为培养特殊教育专业的博士生尽力。继华东师范大学之后，王雁、肖非也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终于圆了我的北师大培养特殊教育专业博士生的梦。

《纲要》规定了中度智力残疾学生教育训练的目的、任务、对象、学制，确定了教育训练的原则、范围等，在生活适应、活动训练和实用语算三个教育训练范围内，对中度智力残疾儿童应学习和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做了基本规定，强调从学生实际生活需要出发，还根据中度智力残疾学生的特点提出了教育训练的五大原则，包括共性和个性统一原则、应用性原则、实践活动性原则、补偿原则、弹性原则。

现在普通学校教师设计的教案体现的都是共性，没有特殊性，要将共性和特殊性相结合。这种不考虑或很少考虑特殊性的例子很多，比如教育部委托某单位制定培智学校课程标准，他们拟订的草案中有一稿的目标一字不落地照抄了国外和我国台湾的，这是不行的。实际上，俄罗斯保留了教育中稳定的、共性的规律，去掉的是原先苏联的特殊性。

我之所以要提出“三因素补偿论”，是因为当时苏联努力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打破国际教条，但没有做彻底，后面又出现了唯心主义；我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特殊教育的现象和规律。我认为，“三因素补偿论”能体现出博采众长的特点，还有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如苏联维果茨基的观点，美国柯克“医学的终点是教育的起点”的观点，还有“补偿”的观点。

人们对小儿麻痹症患者的教育安置形式曾有过不同意见。经过我们的论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经验，邳州市决定设立一个相对集中的机构，容纳部分患者接受教育和治疗。“希望之家”就是这样的特殊教育机构，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为肢体残疾儿童设立的特殊教育机构，它在帮助邳州市普及义务教育、开展和宣传特殊教育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还辐射到周围地区。

办培训班、和卡特中心谈判、总结调查、更新知识、具体组织等工作都是北师大特殊教育研究中心完成的。1988年9月，依托中美特殊教育师资培训合作项目，国家教委分别委托北京师范大学、辽宁特殊教育师范学校、青岛盲童学校举办智力落后教育专业教师、聋教育专业教师和盲教育专业教师培训班，简称卡特班。当初中美特殊教育师资培训合作项目是由我参加的中国代表团赴美国亚特兰大和卡特中心商谈确定下来的。

会议期间，我们还参观了莫斯科特殊教育学校，参加他们的研究生答辩会。当时该研究所所长是马拉费耶夫院士，他热情地接待我们，并向我们赠送了特殊教育的著作及期刊。为了加强北师大特殊教育专业建设，1997年我曾邀请鲁鲍夫斯基院士、阿格涅祥教授等专家到北师大讲学。

1988年6月27日至30日，北京成功举办了北京国际特殊教育会议，这是首次在中国召开的大型国际性特殊教育学术会议。会议由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和美国环球交流公司发起，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美国特殊儿童委员会、美国特殊教育全国理事会协办。此次会议是北师大首次主办的大规模国际会议。当年他在陕西师范大学研究心理学，参加北京国际特殊教育会议后开始研究特殊教育。

为此，会议集中审议了《关于发展特殊教育的若干意见》、《特殊教育补助费使用办法》《残疾人教育条例》等文件，并交流了各地开展特殊教育的经验。会议宣布从1989年起，国家设立残疾人教育专项补助费，扶持各地发展特殊教育事业。当初的政策为残疾学生平等接受教育提供了依据，也为完善特殊教育体系打下了基础。

苏联出版过《特殊教育辞典》，美国出版过《聋人百科全书》和《特殊教育百科全书》，日本出版过《特殊教育事典》，我国台湾出版过《特殊教育名词汇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教育卷和心理卷都有特殊教育词条。《特殊教育辞典》在我国及美国、日本、苏联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当时出书很难，在黄济、叶立群等专家的帮助和支持下，《特殊教育学》列入丛书，这也说明特殊教育的学科地位。《特殊教育学》的编写以北师大的特殊教育研究中心为主，我组织了国内有关专家参与。该书分为特殊教育的一般问题、各级各类特殊教育、特殊教育的组织和管理三大部分，共计21章。不过，《特殊教育学》在20年后还能重印，说明读者还有需求，也说明它仍有一定的生命力，有一定的价值和作用。

《特殊教育研究》是国内高校第一本特殊教育杂志，后来其他单位也陆续创办了《中国特殊教育》《现代特殊教育》《特殊教育》等正式刊物或内部刊物。因为杂志的主办单位是特殊教育研究中心，杂志的名称就叫作《特殊教育研究》。《特殊教育研究》由我担任主编，第一期于1992年5月正式出版。在特殊教育专业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成立了特殊教育研究中心，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这在北师大教育系里算是走在前头的。

我在留学期间已经开始注重收集资料，了解苏联特殊教育的情况，包括出版了哪些专业书籍和资料，还结识特殊教育相关领域的专家，和他们建立联系。苏联当时先后出版了三本特殊教育手册，分别是《盲人教师手册》《聋人教师手册》和《弱智教师手册》。我也收集到一些日本的特殊教育资料，如手语资料、特殊教育学校教材。我很快就给他回信，向他介绍中国特殊教育的发展。如果没有杂志作为参考，我们就很难了解各国特殊教育研究的重点。